那个“进步青年”沈辉竟然还真是个极为老练的特务。他的真名叫沈之岳，浙江人，早年在杭州读中学时就很反动，在浙江警官学校学习时加入国民党。年，他经特务头目叶翔之介绍，进入戴笠领导的军委会特务处(军统的前身)，主要在上海的几所大学里以进步学生面目出现，进行特务恬动，破坏过光明读书社等我党外围组织，是戴笠心目中的干员。沈之岳善于伪装，又读过《向导》、《社会主义ABC》等马列书刊，自学过俄语，又通晓英语，枪法也很准，自认为文武双全。
抗战前一段时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他父亲与肖致平虽认识，却并非什么世交。那么，肖致平教授何以承认这个说法并且让化名沈辉的沈之岳随同自己去延安参观访问呢？是不是肖致平有意而为之？由于年代久远，这已成了悬案，以至于前些年海外有报刊指出肖致平有两重性，他与军统上层有过一段暧昧的令人生疑的关系，没有他的帮助，军统大特务沈之岳是很难进入延安的。
沈之岳设法冒险潜入延安，是为了执行伺机谋杀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绝密使命。他为此作了周密的准备，还向他的直接上司、军统驻陕坝工作站站长毛人凤立下军令状，表示他只要潜入中共严密控制的延安，定然不会失手，他将相机行事，力争刺杀行动成功，作为对党国的报答。毛人凤是戴笠安插在陕西的心腹，他表面是户县政府的书记员，沉默寡言、敬职本分，实际上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奸诈阴毒、多谋善算，喜怒不形于色。他与戴笠是浙江江山同乡，关系极为密切。戴笠曾有意让他潜入延安，他深知中共政保部门的厉害，没敢拿性命去冒险，却一直在物色手下的特务。从军统西安站调到陕坝站工作的沈之岳主动请命，真令毛人凤喜出望外。
沈之岳在洋溢着抗日气氛的延安待了一个多月，却不能不处处小心谨慎。他总感到自己处在一双双眼睛的注视之下，稍有闪失定然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为自我保护计，他迟迟不敢与先潜伏在延安的同伙接头，甚至不敢走近枣园的毛主席夫妇住地和杨家岭中央机关驻地以避嫌。边区保卫处自收到重庆的调查回复后未再找他谈过话。
一天，沈之岳去“抗大”操场打完篮球比赛回来，在自己住的窑洞前的老榆树下发现有同伙来找过他的标记:是两块土疙瘩叠放在一起，这是他潜入延安前与毛人凤定下的标记，相当隐蔽。他既高兴又感到惊恐，趁住同一窑洞的几个教育部干部还未回来，他东找找西望望，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烟盒纸，纸上用暗语写着两行字，约他次日中午去甘泉县杜甫祠堂一晤。沈之岳不由得心惊肉跳、浑身冒汗，他取出火柴烧了纸条，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考虑再三，还是没敢去，与这个未曾谋面过的同伙的联络也就暂时中断。
又过了些日子，沈之岳奉科长之命去延安城外飞机场，找国民党一方的高仲谦县长签办一个公文。县政府原先在城关内大街上，原为清末的县衙门，几个月前日军6架飞机空袭延安，县府大堂被炸毁，办公人员死伤好几个，高仲谦只得去飞机场边的窑洞办公，挂出牌子。那孔窑洞很大，里面有飞行员宿舍，还空十几张床位，可作县政府员工、眷属的住宿之处。高仲谦的妻子高秀蓉也住这儿，她总是愁眉苦脸。
高仲谦签完公文，与沈之岳聊时局，他很健谈，夸耀自己守土有责，善于与中共方面周旋，已多次见过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邀他担任边区议会参政员但他谢绝了。眼下，他的压力很大，正为在飞机场窑洞边再挖几个窑洞供县府办公使用而与八路军留守处司令肖劲光交涉。
在送沈之岳离开时，高仲谦突然说到:就他所知，潜伏在延安城内外的党国同志正在策划搞一连串的破坏行动，旨在动摇中共在陕西根据地的政治基础。高还说米脂、绥德的地方保安团已着手准备作配合，计划在延安局势出现动乱时就对当地八路军驻军动手……
沈之岳听了不由大吃一惊，他知道延长县县长周景龙、甘泉县县长杨烈是中统干部，鄜县县长蒋隆延则是军统干部。但他并不知道被重庆方面认为有“亲共”倾向的高仲谦仍是自己坚贞的同志。当下他与高仲谦紧紧握手，小声表示他一定会有所作为，希望高县长多保重。
尽管如此，沈之岳想来想去，还是不敢有所行动。他甚至不太相信米脂、绥德等县的国民党保安团会是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八路军留守部队的对手。临阵退怯使得沈之岳终于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
经过沈之岳的再三要求，他被送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换上了八路军的灰布军装，扎起皮带和绑腿，过起军事化生活。他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乐于助人，开会学习积极发言。康生还当着罗瑞卿校长等领导的面表扬过沈之岳，要求同志们改变对来自国统区进步青年存在的某些偏见，帮助和培养他们。
沈之岳俨然从里到外都换了个人，还向普干班总支书写了入党申请书，请组织上考验他。应当说，沈之岳是一个没当过演员的称职演员。30多年后，沈之岳在台湾扶摇直上，当上国民党政权的安全局中将局长，他比旧日上司毛人凤以及季源博、张炎元等特务头子更走红，且成为蒋经国的心腹。他在自己写的回忆录中，回忆了他当年进出延安的经过，大吹特吹他如何与延安中共保卫人员周旋、斗智斗勇云云，其实根本就没这回事。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