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客户端记者韩小伟
一句“想天天吃白馍馍”，刺激了胡卿泰许多年。上世纪70年代末，平度崔家集虽然有着6.8万亩土地，吃着大锅饭的2.8万人口却饱受煎熬。年，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胡卿泰“偷偷摸摸”搞起了“包产到户”。作为平度第一个“带头吃螃蟹”的人，胡卿泰被推上风口浪尖。
中国的改革发轫于农村，胡卿泰是其中万千亲历者之一。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波澜壮阔农村改革的帷幕。在全会精神指引下，青岛市也步入以变革土地经营制度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农村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锥心之问，啥时吃上“面干粮”
日前，半岛记者来到平度市崔家集镇，见到了胡卿泰老人。虽然已经83岁高龄，但胡卿泰依然耳聪目明，思维敏捷，清晰记得当年“大包干”的种种细节。老人说，那段经历是他一生工作中的最大亮点，至今历历在目、铭刻在心。
崔家集地处平度的最西南端，为平度的农业大社。当时崔家集有47个生产大队，个生产小队，2.8万人口，6.8万亩土地。年7月，走马上任崔家集公社党委书记的胡卿泰可谓重担在肩，“刚到崔家集的时候，我们一年吃掉国家统销粮50多万斤，一直吃到年。我们崔家集有着6.8万亩土地，虽然生产在进步，但还是不应该处在那样的状态，拖国家后腿。”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大力发展农业成为公社党委的中心工作。如何让农业增产增收，尽快地让农民富起来，公社开动脑筋，先后采取了“小段包工”“四小管理”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做了大量工作，但事与愿违，粮食产量一直停滞在亩产五六百斤左右。包括胡卿泰在内的每个人都清楚，问题出现在“积极性”这三个字上。“科技水平落后、农业设施不配套等等因素都存在，但关键是农民没有劳动积极性：社员干活的目的只为挣工分，只图数量不求质量。”胡卿泰说，那时农民干活“喊破嗓子打破钟”，每天都要安排任务，这就耗费了不少时间；到了地头，先抽上三袋烟，小半天时间就没有了。干活的质量上更是不堪：棉区种植在棉花出土后几乎每天打农药，人们为省力只在地头打，后来除了地头的棉花都卷了叶。同样的，浇水浇地头、施肥堆地头，“人心涣散，磨洋工靠时间，再好的方子治标不治本”。
另一方面，则是广大农民的迫切需求。因为粮食产量低，麦子分配到每个人头上，一年的量仅有数十斤，达到斤就算是好单位了。当时，有一名老太太问胡卿泰，“啥时咱们天天能吃上‘面干粮’？”她说的是吃白面馒头。虽然过去了数十年，胡卿泰还记得当时老人说这句话的情形和语气，当时对他的心灵触动可想而知。
陵县取经，分田到户迅速推开
要想农业有一个突破性的大发展，出路何在？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片茫然。
胡卿泰记得，年，为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已有农村开始进行改革，探讨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但当时的平度，工作基调是：我们不是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农村仍要巩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体制，可以搞小段包工，小段计酬，但不能搞包产到组，更不能搞包产到户。
年10月初，胡卿泰阅读《大众日报》时看到一篇报道，介绍德州地区贫穷的陵县搞联产到组，农民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大幅度提升，一年脱掉了贫穷“帽子”，解决了温饱问题。
这篇报道对胡卿泰启发很大，他马上召开会议，将这篇文章念给大家伙儿听，讨论本公社是否也可以搞联产到组。不出意料，大多数人认为这篇文章不切合实际：联产到组不符合当前党的政策。“再说我们地区也没有先例，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有人说。
先后开了多次会议，众人的思想还是没能统一起来。胡卿泰绞尽脑汁，突然想到，陵县经验是真是假、是好是孬，去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于是，他安排包括村支书在内的4人“取经团”，赶赴陵县。他们花费一周时间进村入户，了解陵县联产到组的具体做法和操作规程，听到了无数好处和赞扬。
虽然有了可借鉴经验，又有人提议，是否先请示上级后再干。胡卿泰说，请示肯定会碰一鼻子灰，先干起来再说。“既然搞联产到组会犯错误，不如干脆来个‘一杆子插到底’，直接来个分田到户。搞好了是经验，搞不好是教训。如果出现问题，一切责任我自已承担！”
有胡卿泰带头，事情很快推进，众人研究制定了改革方案，确定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在统一种植计划、统一管理使用大型机械和水利设施、统一筹划生产资金和生产物资、统一经营集体工副业的前提下，将土地按人口分配到户；大牲畜、小农具等，以生产队为单位作价“拍卖”，交给出价高的农民。
很快，到年11月底，全公社有44个大队、个生产小队实行了分田到户单干。
上级入村，连问47个怎么办
在分田到户推进过程中，崔家集一直有一个声音：搞“联产到组”是出风头，是违背上级的农村工作方针，闹不好会惹出大乱子，会丢官挨批，是极大的冒险动作。甚至还有人说，这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年12月1日,为期六天的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开幕,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完善稳定生产责任制，合理调整农业经济结构。这时胡卿泰忙于处理分田到户的收尾工作，以“发烧40℃”为由向大会请假，由公社副书记带队与会。
胡卿泰说，崔家集“单干”的消息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赵蓝田的耳中。牵扯老百姓的生计问题，这种事情必然不能马虎。为弄清事实真象，在会议期间，赵书记专门安排人员赶到崔家集了解情况。随后，当年12月8日，会议结朿后的第二天，赵书记带队一行十余人来到崔家集。
“他们要求我腾出一间房子、生上炉子，不让我们陪同。”胡卿泰记得，连续6天，赵书记深入各村，找大小队干部、党员、群众、烈军属、五保户，详细了解分田到户的做法和意见。
胡卿泰注意到，赵书记脸上的笑容一天比一天灿烂。最后，他找来胡卿泰，一口气提出了47个“怎么办”：“分地后各户乱种怎么办？”“分到的田地有孬有好怎么办？”……这些问题实际上都已经出现过，分地过程中也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对于担心农户乱种的担忧，胡卿泰说：“我们在各村推行‘两大块一小块’经验，就是粮田一大块、棉田一大块，都成方连片，统一种植，看不出是各户单干。一小块就是自留地，群众可以自由种植。”
47个问题都有较为圆满的答案，这时赵书记彻底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你们别叫‘分田单干’了，直接叫‘六统一下大包干责任制’吧。”“六统一”下大包干的经验，即统一种植计划，统一购置、管理、使用大型农机具，统一规划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统一机耕、机播等农田作业，统一供应化肥、农药等主要生产资料。自此，崔家集公社土地改革经验才有了“大包干”这一新名词。
慧眼识路，县委书记推广
“大包干”在当时的平度县很快推行，离不开当时平度县相关负责人的“慧眼识路”。
年12月17日，《平度日报》刊发《崔家集“大包干”追忆》一文，讲述了“大包干”在平度的开展过程。文章中表示，“慧眼识路，县委书记推广”。
文章追忆，在崔家集调研还没离开，赵蓝田亲自给各公社党委书记打电话，要他们带领各村支部书记到崔家集取经学习，学习后马上照着办。一时间，人如潮涌，来到崔家集学习的人员一批接一批。为了安顿他们，公社党委住房、大礼堂、宾馆安排不下，便安排到各村住；吃饭也是个难题，供销社饭店抽调了很多人包包子、做馒头，仍是供给不上。
几天之后，年12月12日，在崔家集公社召开了多名干部、党员参加的大会。会上，胡卿泰对“多统一下大包干责任制”作工作总结。赵蓝田发表讲话，对“大包干”大加赞赏，并表示坚决支持。这时，台下众人群情激奋，掌声经久不息，胡卿泰禁不住流下了高兴的泪水。
当年12月19日，赵蓝田发表署名文章：《大包干不转弯，二三年能冒尖——崔家集公社落实几统一下大包干责任制的调查》。接着，时任县委召开了全县党委书记会议，会上由胡卿泰、王家庄村支部书记朱连升和昌许屯村一个生产队长，分别介绍“大包干”经验。此后，崔家集公社又抽调各村支部书记，分配到各公社去作演讲、作报告。如此一来，崔家集“大包干”经验在平度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在这篇追忆文章的最后，胡卿泰评价了当时的县委书记赵蓝田：“崔家集‘大包干’所以成功，不是我胡卿泰水平高、有能耐、有眼光，而是有三中全会精神，咱县有赵蓝田。”
“大包干”顺应时代潮流，受到热烈拥护和欢迎。农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很快就有农民买了小拖拉机，干活儿劲头儿十足。实践证明，“大包干”搞对了，是农民富裕的正确之路，促进了生产力的大提高，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
■亲历者·翟密章
连年丰收，机关干部羡慕老百姓
在半岛记者采访中，胡卿泰说，“大包干”不是他一个人干起来的，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他联系上当年的“战友”，一起回忆当年峥嵘岁月。
今年77岁的翟密章，当年作为苑家庄村大队支部书记，推行“大包干”时冲锋在最前线。当时，该村有口人，亩地。在推行“大包干”过程中，翟密章有个最重要的贡献：“两大块一小块”经验就是翟密章带头确定的，后来在平度推广开来。
“分地后，连着几年大丰收，粮食产量蹭蹭涨，从亩产五六百斤很快就达到多斤、0斤，最多的，产量能翻四五倍。”翟密章说，那时候在机关单位上，不少干部一年的收入都比不上“大包干”后的农民，因此都很羡慕，“这就是人心所向的原因啊。”
■亲历者·周云善
出尽风头，大包干两年后出现万元户
今年71岁的周云善，时任周家村党支部书记，当时村里多口人、1多亩地。平时，看着人们干活出工不出活的现状干着急。“有人锄地，把锄头反过来，糊弄事。”他说，在胡卿泰书记带头搞“大包干”时，他非常认同，努力做村民工作。
接受最快的是相对年轻的农民，而上了年纪的农民接受不了，认为“大包干”是“一夜回到解放前”。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大包干”很快在周家村推行，周云善也摸索出不少成功经验。“一个家族的划分到一起，统一干活，跟以前一样。”他说，这样做能够避免很多分田、种植过程中的麻烦，容易调配。
“大包干”还意味着多了很多机会。伴随着粮食产量翻番，农民生活条件好了，思维也越来越活络。周云善带领村民搞起了制种产业，生产出口韩国的种子。短短2年后，村子里就出现了万元户。“现在人们‘百万元户’也不稀奇，相比之下，当年的‘万元户’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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