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19岁嫁陕北小伙，生了“四朵金花”，51年后全家到北京生活
作者：肖寒先生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在陕北延安的一个小村庄，村名叫拓家川，这个原本只有30多户的村子，却在五十多年前，来了八九个来自北京的城里娃娃，他们年轻，有知识，对于陕北土地并不熟悉，然而，老乡们却对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年轻娃娃们很欢迎，这些知识青年的到来，像是给这个全村一大半文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而这些知青中，只有石娇和毕丹两个女孩，其余的七个知青是男孩。
石娇在这些人中，显得格外显眼，因为她的个头实在是太矮了，不足一米五，对于一个17岁的大姑娘来说，这点个头，真的在陕北这片土地上显得格格不入，能不能下地干活，能不能挑担子都是问题，刚到拓家川的时候，队长刘三娃点完名，还特意看了一眼石娇，一阵冷笑，让石娇感到极其不舒服。
然而就是这个小个子女孩，在几年之后，变成了‘陕北婆姨’，并且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生了“四朵金花”，让村里人很是羡慕。
而她的故事，要从年说起。
以下是来自石娇的讲述：
我叫石娇，今年72岁了，从插队到落户陕北，已经生活了54年，在去年过年前，全家二十多口人，全部到北京生活，这也得益于我的两个哥哥接纳我们一家人，给我们提供了便利，毕竟分别几十年，寥寥几次见面，难以解乡愁。
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妹妹，在这个八口之家，却分布在三个省四个城市，好在最近几年，陆陆续续都搬到北京工作生活，这也让全家人能够慢慢团圆。
我是在年夏天的时候初中毕业的，没过多久，就响应国家号召，到乡下插队，大哥因为当兵，没有去插队，二哥结婚了，在单位做宣传干事，而我和两个姐姐，则是去了三个不同的地方。大姐在西双版纳，二姐在北大荒，而我则是在父亲的建议下去了陕北革命老区。
我和8名同学，在父母以及亲朋好友的欢送下，坐上了知青专列，那个时候从未想过，接下来要面对怎样的生活，只是感觉要去不同的地方生活，曾加阅历，显得很兴奋，一路颠簸，几经辗转，最终到了位于延安市延长县的拓家川。
这个村子不大，三十来户人，人口只有出头，但我们的到来，得到了全村人的欢迎，尤其是小孩子，从我们进村口开始，小孩子欢欣雀跃，小跑着迎接我们进村，尘土飞扬中，看到的只有喜悦，纵然对陕北的气候不是很喜欢，但还是强忍着让内心清醒，知道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到了村子的时候，村民们围了过来，女人们害羞的躲在男人身后，孩子们一马当先站在人群中的最前面，而男人们则是议论纷纷，说我们穿的衣服好看，还是崭新的，队长刘三娃戴着羊肚巾，从人群中挤了进来，然后用一口陕北话做着介绍，他说完了，我们九位知青听的一愣一愣的，因为完全没听懂他在说些什么。
当时乡里派了一名干部，在这个时候充当翻译，从乡里来的干部嘴里听明白，队长表示欢迎我们的到来，让我们赶紧吃晚饭，已经在大队部给我们做了陕北烩菜。
这顿饭是我一辈子吃过最记忆犹新的饭菜，白萝卜、白菜、土豆、肥肉片以及一点阴干的豆角做了满满一大锅，另外一个锅里整了馒头，是白面掺杂着玉米面的那种馒头，在当地叫“高弦”。
还别说，这些从未吃过的食物，可能是饿了，也可能是新奇，吃的津津有味。
当时是农历十月，农忙时节已过，因为陕北的庄稼是一年一季，所以在这个时候，最主要的就是砍柴，为过冬做准备，当时刘队长给我们分配了宿舍，我和毕丹住在刘老屯的新窑洞，其余男知青则是住在刘队长家的新窑洞中。
在刚开始的半个月，除了学习政治课，没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也想早点参与到劳动中，但刘队长不同意，说现在天寒地冻的，我们没去去山上，不安全，
不过等到来年开春，第一次听说了什么叫做“羊路”，很窄，也很陡峭，可陕北人如履平地一般在上面行走。
可我们这些知青不服气，老乡们能走的路，我们也能走，结果被称为‘郑大胆’的郑兴伟第一天上山就掉进了被雨水冲刷出来的深坑中，从这之后，谁也不敢再逞能。
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三年，我们早已习惯了陕北人的生活方式，也能听懂老乡们讲话，20岁的我，爱上了一个陕北小伙子，他叫刘义，一个长着一米八身高的帅小伙，除了唱信天游好听，还是村里唯一读完小学的‘知识分子’，在很多方面，我们有共同话题，再加上我个头不高，形成鲜明对比，村里人起哄，让我们早点结婚，多生几个娃娃。
从内心上讲，我对刘义是有感情的，但陕北人的爱情，含蓄又奔放，有一次我们挑麦子，刘义被队长刻意分到我们组，我在前面牵毛驴，刘义在后面挑担子，他毫无征兆的向我求婚，而他说完不等我回到就跑前面走了。
刘义的表白，让我很开心，本身我是一个向往自由的女孩，所以就和刘义很快结婚了。
有意思的是，我的两个哥哥和姐姐，也相继在外地结婚，这个家，除了最小的妹妹留在父母身边，其余的孩子要么嫁到远方，要么娶了当地媳妇，爸妈都是通情达理的人，所以并不在意。
从年到年十年间，我生了四个女儿，这对于我和丈夫刘义来说，是人生最圆满的结果。
其实公公婆婆一直想要一个孙子，然而我生了四个孩子都是女孩，当时计划生育，所以想生第五个孩子没有可能，只好放弃。因为拓家川这个村子没有学校，所以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连字己都不会写，我从结婚后开始，就是村里的小学老师，周边村子的孩子也会来上课，当时没有工资，交的学费都是些玉米、土豆这些，不过我很知足。
边教书边带孩子，一年下来还能挣不少粮食，整整二十多年时间，我从村里的小学到公社的中心小学任教，而我的孩子也在这个时候都长大成人，两个女儿嫁到了北京，是我二哥做的媒人，三女儿和四女儿陪在我们身边。
随着孙子辈都到北京读书，几个女儿也跟着到北京打工，慢慢地，已经八十多岁的大哥，提议全家人到北京生活，然而现实不是你说走就能走的，一直拖了四五年，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全家终于在北京团圆。
但在北京生活的并不习惯，毕竟几十年来，我早已成为一名合格的陕北婆姨，一下子到大城市，还不是很适应，不过有亲人的地方，也就少了几分孤寂，能在年迈时回到生养自己的家乡，也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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