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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丨杨田不离不弃,肝胆相照澎湃在线

                            

原创唐晔晔问仁医

人物介绍

杨田,海军军医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肝癌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CC-IHPBA)秘书。擅长原发性肝癌、肝门部胆管癌、胆囊癌、肝内胆管结石、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肝海绵状血管瘤、多囊肝等肝胆疾病的外科手术和综合治疗。

从医以来,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在JHepatol、Gut、Hepatology、AnnSurg、JAMASurg、AdvMater等专业权威期刊上发表SCI论著80篇,IF总分分,单篇IF10分8篇,单篇最高27.40分;参编专著7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省部级基金8项;获国家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被评为上海市杰出青年医学人才、上海市浦江人才、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上海市卫生系统优秀青年人才、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获首届人民好医生“金山茶花”杰出贡献奖、全国吴孟超医学青年基金奖、上海市“银蛇奖”二等奖;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第2,第11),江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1项(第2)。

在导师吴孟超院士的影响和指导下,坚持致力于原发性肝癌的临床和基础研究:1)探索性地建立适合中国患者的可切除肝癌新分期标准,医院名字命名为“东方分期”,该分期有助于个体化评估国人肝癌手术预后;2)优化不同类型或合并情况的肝癌外科治疗策略和疗效,聚焦肝癌切除术后高复发这一难点和重点,第一/通讯作者发表SCI临床论著48篇,单篇IF5分13篇,其中8项被写入年CSCO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3)探索和验证肝癌早期诊断标志物,阐明多种关键蛋白分子和MiRNA参与肝癌发生发展复发转移的信号网络调控机制,第一/通信作者发表SCI基础论著13篇,单篇IF10分2篇;4)基于肝癌微环境和生物标志物特点构建靶向性纳米载体及应用,通讯作者发表SCI论著和特邀综述5篇,单篇IF10分3篇。参加国际专业学术会议作口头报告42次,壁报展示45篇,多次获青年科学家奖、最佳口头报告奖、参会旅行奖。

1.从医之路

湖州长兴,建县于晋,人杰地灵。茶圣陆羽在此写下旷世巨作《茶经》,小说家吴承恩在长兴县丞任上,为写《西游记》积累了大量素材。

长兴县有一小镇,叫做煤山镇。在风景秀丽的江南,怎么会出现一个煤山?盖因此处四面环山,中部较低,属于一个盆地地形,地形之下储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民国时期,来自上海的几位商人筹集资金,成立了长兴煤矿,对这里的煤炭资源进行开采利用。由于煤矿的入驻,聚集了大量的煤炭工人,衣食住行的需求,此处相继有了商店、学校,逐渐形成了集镇。

“我在长兴出生,我的父亲,就是当年浙江省三大国营企业之一,长广煤矿公司的一名煤矿工人。在我最深刻的记忆里,父亲双手粗糙,骨节粗大,脸上的皱纹里,似乎都有洗不掉的煤屑。他永远是早出晚归,很小的时候,我就了解父亲的艰辛。”杨田说道。

杨田是个懂事的孩子,读书从来不用父母操心,而且从小就十分独立。

读高三时,有一部十四集的电视剧《红十字方队》正在热播,这部反映当代年轻人在军医大学成长的连续剧,实地取景于第二军医大学,剧中青春飞扬的军医大学生活,深深吸引了杨田。

“正值二军大提前招生,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我想,能够同时拥有军人与医生两种身份,是莫大的荣耀。”

杨田如愿以偿。

不过,跨进第二军医大学之后,杨田首先察觉到的是同龄人的优秀,这让他感到了压力。

“在高中里,我一直保持着全校第一名,但是进了大学,周围人人都是出类拔萃,要想脱颖而出,就绝不可以懈怠。我逼着自己跑起来,用手中的笔。”

在大学二年级,杨田决定办一本学生刊物,在学员旅的领导和老师们的支持鼓励下,杨田主编的《军旅天地》诞生了。

“学生独立创办刊物,自然是困难重重,但收获极大。一方面,我作为校团委组织部部长去创办这本刊物,组稿、排版、印刷、发行……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另一方面,学会了对细节的把控,比如一篇文稿,必须严格三审,极致到每一处标点符号、空格的严谨。那时写了大量的文字,杂文、散文、通讯、纪实文学等体裁,均有涉猎。”

办刊不能耽误学业,杨田十分清楚自己的定位。在《军旅天地》广受师生好评的同时,在五年本科期间,杨田凭借扎实的基础知识与擅长写作的优势,医院心内科赵仙先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发了近10篇医学综述、个案和论著文章。毕业时,他以综合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获得了留校机会。

“在我的内心始终有一座灯塔。离毕业越近,这座灯塔越发清晰,那就是我奉为偶像的吴孟超院士。”

吴孟超,国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军军医大学(原第二军医大学)医院院长,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

早在年,杨田刚刚踏入第二军医大学的校门时,聆听的就是吴孟超院士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那天在大礼堂,吴孟超院士在台上抑扬顿挫的演讲,震撼着台下新生们赤子之心,杨田和大家一样,热血沸腾,甚至热泪盈眶。他想,要像吴老一样,做一名被患者深为信赖,并能带来生的希望的医生。

“勇攀高峰、勇闯禁区……他的话始终在鼓励我。他是我的偶像,我要离他近一点,更近一点。”

这颗五年间生根发芽的种子,促使杨田选择了吴孟超院士开创的医院,他希望追随吴老的脚步,成为一名卓越的外科医生。

2.名师高徒

年,在医院,杨田开始了住院医师的艰苦历练,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先是轮转。第一年,杨田在张柏和主任的胆道外科。张柏和教授,擅长胆道疑难疾病的诊治,而且教学严谨。初来乍到的杨田,运气不错,当年就遇见一例罕见病,临床诊断为胆囊癌,但是术后病理证实为“黄色肉芽肿性胆囊炎”。

“碰到了,就想深入研究一下。我查阅了大量的中英文资料,医院病理科10年间的确诊病例,发现只有33例,其中有多例合并不同类型的胆囊内瘘。”

在张主任的鼓励下,杨田利用工作外的时间,统计分析了这一组包括术前误诊为胆囊癌的特殊胆囊良性疾病的病例,作为一个课题,撰写了近10篇相关的个案报道、综述和论著,之后还成功获得了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这件事,在若干年之后,杨田依然津津乐道,被他称为自己在年轻医生的创业阶段中,挖掘到科研的“第一桶金”。

“大医院有罕见病例优势,遇到了就不要放过,从病理诊断上的特殊性来考虑,那是极有研究价值的……最关键的是,年轻医生无论临床工作多么繁重,都不能松了科研的这根弦。”

第二年,杨田轮转到了肝外五科,遇到了外科手术的启蒙老师卢军华教授。卢军华教授,擅长特殊肝段肿瘤切除,肝胆胰脾胃结直肠等各类腹部外科手术都能轻松驾驭,手术精湛,刀法大开大合,跟卢教授学习手术,对后来杨田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大有裨益。

“肝脏手术的特点,需要这样的大刀阔斧,在迅疾果断的同时,还要精准地切除肿瘤。卢教授给了我很多机会。手术台上,我担任他的一助,他不会多说话,但会细心观察我的表现和领悟能力。看我逐渐掌握了一些技能后,他就会把自己上台的时间慢慢延后,有意让我进入角色,逐渐掌握手术的节奏。”

每周参加10台以上的肝胆外科大手术,其余时间还要给病人谈话、换药、写病历……杨田忙得像一枚无法停歇的陀螺,但是他并未因此停下过思考,这已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灯塔始终在前方指引。

年,已经在临床工作了几年的杨田,决定报考吴孟超院士的硕士研究生,在开题的时候,他鼓足勇气踏进吴老的办公室,吴老亲切地鼓励了这个年轻人,为他提出科研课题,指明研究方向。

年,杨田在著名期刊《柳叶刀》上,看到一篇讲述非洲国家医生现状的文章,于是结合自己当时的工作状况,联想到中国医生的教育成本、医患纠纷等问题,撰文《中国医生的工资》投稿给了《柳叶刀》。

“还是运气好,没想到一投就中了,成为了全校当时以第二军医大学作为通讯单位在《柳叶刀》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杨田笑道。

杨田不知道的是,他的运气还在后头。正是这篇文章,让日理万机的吴孟超院士真正注意到了这个“有态度、有热爱、敢于发声的”年轻的住院医师,而且还是他的硕士生弟子。彼时恰逢汶川地震,院内很多医生都想要争取救援灾区的名额,吴老亲自点将杨田,驰援汶川,吴老的意图再明显不过:让有干劲的年轻人在战场严峻的考验中,淬火重生。

灾区就是战场。难忘的54天,尚显稚嫩的杨田,得到了血与火的洗礼。“终身难忘,认识到了军人的使命,医生的职责,以及生命的骄傲与尊严。”

年,杨田完成了硕士阶段的学习。他发表的采用双侧肝部分切除治疗双侧肝内胆管结石的研究论著,是国内大陆学者发表在外科学领域最顶尖杂志AnnalsofSurgery的前10篇,也是在肝胆管结石研究领域的第一篇。

年,杨田再次报考了吴孟超院士的博士研究生,而真正走近这座灯塔,感受到这位大医生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是在年。

那一年,还是吴老点将,杨田开始担任吴老的医疗秘书,得以近距离亲近这位大师。“刚刚接到这个任命,心中突突乱跳。我始终想知道,何为苍生大医,吴老又是怎样做到的呢……”

协理排班、汇报院内情况、跟吴老上门诊、陪吴老上手术台……杨田在耳濡目染,细细体味,他发现,苍生大医的心里只有两个字——人民。

“老人对患者是真心的好,每一位患者来到诊室,吴老都会非常热情地招呼,握手、嘘寒问暖。他年过九旬还在手术台上横刀立马,那股精气神,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他对科研极为严谨,我的硕士论文就是他一个标点、一个字、一句话修改过的。”每每回忆到这些,杨田仍是充满了对恩师的感激之情。

作为吴老带教的最小的弟子,杨田为吴老总结过三句话:不失匠心,方成神器;不拒众流,方成江湖;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这是他一生的行医态度。吴老常说,病人是你的衣食父母,做医生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哪怕再晚期的肝癌病人,他从来不说不能治,总是宽慰病人,说别着急,会尽快安排床位收治你……老人家说的这些安慰暖心的话语,对那些晚期肝癌患者来说,真是有难以想象的巨大精神力量。”

年,杨田还只是主治医师的时候,吴老就把自己门诊收治的一些病人交给他来经管,杨田深感吴老对他栽培的决心与信任。

“吴老也有严厉的一面,开腹手术多出一厘米,他都会批评我没有爱伤观念。吴老教给我的,还有他镇定自若的手术气场——手术中面对突然大出血的情景,该怎么办?吴老就是通过多年练就的外科修为,以及从容不迫的气度,教会我如何面对突发险情。有他在身边,感觉天塌下来都没事。”

事实上,杨田思维活跃,表达直接,不喜刻意掩饰。他认为,一个正在不断学习中的青年后生,就是要以单纯朴实的态度去表达自我,这也许正是吴老对他的欣赏和肯定的地方。

年1月,医院医院做访问留学,并获得了对方提供的2.4万美元全额奖学金资助,师从MyronSchwartz教授,这是一次难得的访学机会。

“医院,是因为那里承诺给我直接参与手术和上门诊的机会,这在美国是少见的,我上台参加了97例肝胆外科和肝移植手术,部分手术担任第一助手。”

在美国交流学习一整年后,杨田认识到国内外手术的术式、理念、手术器械都大相径庭。他抓住了国内外不同手术方式之下,肝癌手术病人的预后差别这一角度,撰写了一篇论文,并且在第十四届国际肝癌大会上进行了口头报告。回国之后,吴老肯定了他的研究与思考角度。

年,吴老获“中国最美医生”称号,吴老让杨田赴京,代为演讲和领奖。

“在央视的一号大厅,没有人可以不紧张,导播告诉我要多说一些,整整彩排了五次。所幸,我把吴老的事迹讲述得还算完整,我注意到,主持人的眼角泛着泪花。”

3.临床科研

如今,作为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10多年来,杨田已经参与实施了近台手术,目前每年独立开展肝胆外科手术多例左右,四成以上是复杂肝切除手术,手术涉及原发性肝癌、肝门部胆管癌、胆囊癌、肝内胆管结石、胆囊结石、胆囊息肉、肝海绵状血管瘤、多囊肝等。杨田的手术风格融入了多位老师和医学大家的影子,全面且精细。而且,他对手术有自己的见解。

“我阅读的文献多,也比较前沿,我常常思考的是,这台手术值不值得做?术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术前术后需要哪些辅助治疗?手术不是我的全部,只是整体治疗中一个环节,而在整个治疗链中,术前评估、术后随访……前后每一道环节都很重要。”

杨田认为,比如新辅助治疗,就可能是整个治疗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新辅助治疗,即在恶性肿瘤行手术治疗之前,行辅助性的放疗或化疗,优点是可能通过缩小原发病灶和消灭微小转移灶,达到肿瘤降期的目的,增加手术彻底根治的机会,减少术后的复发和转移等。

他说起一例病例。“那是吴老收治的一个肝癌病人,肿瘤直径足足16公分,一开始因为肿瘤太大且剩余肝脏过小而不能切除,我们就通过新辅助治疗,用肝动脉介入栓塞的方式使肿瘤得以缩小,做到第六次介入后,肿瘤直径缩至12公分,剩余肝脏体积足够,因此吴老亲自实施了手术切除,患者术后恢复得很好,至今存活已逾三年。”

杨田将这些超过10公分的巨大肝癌的手术病例进行了总结分析,提出了术前肝动脉介入栓塞治疗,有助于降低这些巨大肝癌患者的术后复发率,并有效延长术后生存率的观点。在他的科研导师沈锋教授的指导下,这项研究于年发表在国际知名的肝脏病期刊HepatologyInternational杂志,并被国内多个肝癌指南或专家共识采纳。

在临床工作中,杨田最为重视临床科研相结合,他始终认为,这是两只拳头,同时打出去,力敌千钧。

“科研有无限的可能性,注意临床的表现,稍加留意,会引发无尽的思考,病例样本就是我的信息来源。我会通过我的这些病例资料去总结、发现、验证假设。”

杨田是个擅于发现的医者,别人有可能忽略的真相,若是被他捕获,很有可能就是一篇含金量高的论文。

“有一次,一位温州农民,左右两肝分别长了两个十几公分大的恶性肿瘤。悬而未决的难题是,这两个肿瘤的性质,到底是单中心来源还是多中心来源,究竟是‘兄弟’关系还是‘母子’关系,前者的手术预后是不是要优于后者……通过对双肝癌的一组病例的统计分析后,我总结了这样的观点:两个肿瘤的直径比低于1.5的患者,手术后长期生存优于直径比大于1.5的患者,这两个肿瘤的关系,更倾向‘兄弟’关系。”

讲起科研之路,杨田坦言,香港中文大学的刘允怡院士以及医院副院长沈锋教授给予了他莫大的帮助,是他的mentors(良师益友)。

“其实,我的第一篇发表在AnnalsofSurgery上的双侧肝内胆管结石的文章,一开始是被拒了,给了很多修改意见,刘院士帮我把这篇文章从头到尾全都改了,他帮我换了一个思路,几乎整篇文章重写,再次投递就通过了。我到现在,发表的近80篇SCI论著,其中2/3的文章,刘院士都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帮我做了无懈可击的英文润色。他对我的不计回报的无私帮助,已经是难以计量了。”

刘允怡院士,国际著名肝胆胰外科学家。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以“肝段为本”的肝切除方法,对肝癌和肝门胆管癌根治切除和劈裂性肝移植均有实际的临床指导意义。他对提携内地的青年肝胆外科医生,抱有极大的热情,而且不计名利,不计精力,毫无保留,品格高尚。他评价杨田,“是中国内地在临床科研中做得出色且非常努力的青年肝胆外科医生之一,点子多,执行力强”。

“年,我开始做临床科研,学习写SCI论文,翻阅了大量文献后,制作出了一个需要摘录多个条目变量的肝癌手术患者统计资料表格。年,我没有任何文章的发表和产出,但那是我最累的一年,白天上手术,空余时间要打病人电话随访。医院宿舍来进行数据采集——一次只能借30份,一周换一批病历。最后,用了10个月时间积累了1多份病历资料,这个数字,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面对如此艰巨的工作量,推动杨田不断在临床科研道路上行走的,是嗜好一样的兴趣以及作为一名医生对患者的责任心。

“其实,这是一种倾诉欲,我想通过科学严谨的统计方法,证明我的假设是成立的,然后跟国际和国内同行分享,把认为是成功的经验甚至是失败的教训和大家交流。此时,会有一种无上的自豪感,正是这种自豪感,促进自己对研究陷入更深邃的思考。”

杨田说,这也正是吴孟超院士、刘允怡院士和沈锋教授所鼓励和支持的。

在年初杨田单独带组后,出于信任,吴老把他大部分在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交给他协助带教。

“我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辜负吴老的期望,传承吴老严谨细致、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授人以渔,定期召开科研组会,一起阅读最新文献和进展,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全心全意帮助学生修改每一篇研究论文。”

从那时至今,杨田协助带教了吴老的五名博士和七名硕士,还带领海军军医大学的十多名本科学员,以及外院十多位硕士生、博士生开展临床科研,共发表SCI收录的研究论著、综述及通信文章80多篇。其中,指导的一位大学本科学员,进行了关于肝癌切除术后远期复发的危险因素、类型和预后的临床研究,发表在外科排名第一的著名期刊JAMASurgery上,影响因子高达13.25分,是海军军医大学本科学员中发表的SCI文章中单篇影响因子最高的,该学员因此在年激烈的保研竞争中,以排名第一的成绩如愿以偿。杨田表示,在带教学生过程中能够全心全意付出,真心以对,毫无保留,但有时候也难免过于严苛,而如何和90后一代人交流沟通,的确需要与时俱进,积累带教经验,优化带教策略,“起初是鞭策多于激励,而后来则是激励多于鞭策。”

“永远没有等来的最好机会,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就勇敢去做。不要向他人解释你的梦想,直接做给他们看,这句话是马斯克说的,我听过之后,就激动不已,我愿意用一生来践行。”杨田认真说道,目光明澈而坚定。

口述实录

晔问仁医:杨教授,当年军校的生活,您成长了什么?

杨田:军校给我的锻炼是,培养了军人的作风,令行禁止、坚持原则、服从意识、执行力强、懂得感恩。

晔问仁医:从医十多年,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手术吗?

杨田:是的。有一次,我的上级医生卢军华教授让医院给一位肝癌患者会诊。那是年,我刚刚担任主治医师的第一年。这是一例巨大肝癌并发破裂出血的患者。当时情况紧急,医院虽然给患者采取了肝动脉介入栓塞止血的方法,但血并没有止住。医院ICU见到这个40岁出头的患者,他头顶上输着血,腹腔里却还在出着血。倘若无计可施,他的生命最多只剩下两天。我判断后下了结论:肿瘤虽然很大,占据整个右半肝,但患者肝硬化程度不重,剩余肝脏体积足够,可以满足肿瘤的完全切除,因此建议把病人转移到医院急诊手术。当天,我护送病人紧急转院,当晚在卢教授的主刀下,参与实施了急诊肝癌切除,不仅出血止住了,而且完整切除了肿瘤,手术非常顺利。这个巨大肝癌患者最终延长了两年多的生存时间。

这件事我挺欣慰的,通过外科经验积累和准确临床判断,将患者从死神手中抢回来。能挽救回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把肿瘤根治铲除,大大延长患者的生存预后,这就是肝脏外科医生最大的成就。

晔问仁医:其实,中国是肝癌大国,那么多的患者,您举浑身之力,能救得过来吗?

杨田:我很想与您分享一个“小男孩救鱼”的故事。在大海边,退潮后,海边的沙滩上留下很多小鱼,在烈日的炙烤下,它们即将面临死亡。这个时候,一个孩子来到海边,一条一条捡起小鱼,把它们放进大海。有人问孩子:沙滩上有那么多小鱼,你捡得过来吗?一条小鱼而已,有谁会在乎呢?孩子一边往海里扔鱼,一边说:你看,这一条在乎,这一条也在乎……同样,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各种阻碍,真正帮到的人也许非常少,然而自己不能因此而灰心,要知道,总有人在乎我们的帮助。

我见过很多肝癌晚期的病人。在国外学者和医生眼里,这些患者看来是没有手术指征了,只能用内科药物治疗,之前十多年来的内科治疗,动辄一个月几万元的高昂费用(目前在国家医改政策调整下,费用已大大降低,造福了广大肝癌患者),但是,能够延长的时间也非常有限,更别说完全治愈的案例极为少见。但是,我们中国的外科医生,还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整体综合的治疗方法,尽一切可能把肿瘤进行根治切除,给病人治愈重生的机会。我常常想,要是医生和患者都不放弃最后的努力,有肝胆相照的义气,不离不弃的默契,这种存活10年以上的奇迹,就经常能出现。

这个“小男孩救鱼”的故事,我曾经发表在国际肝脏病顶级刊物Hepatology杂志上,文章的标题就叫《肝脏外科医生就像救鱼的小孩》。这篇文章类似于散文,却被这本权威严肃的学术期刊直接无修改地发表,的确是出乎意料的。我觉得,也许是文字中流露出的真实情感,打动了这本杂志的主编。

晔问仁医:作为临床医生,您如何看待临床研究呢?

杨田:我认为,临床研究是临床医生的科研首选。临床医生可以从回顾性研究做起,多看文献可以多加借鉴,可以利用临床优势,探寻基础研究方向,同时,可以与志同道合者深入合作,谋求共赢,明确研究方向,多学科多领域交叉;身教重于言教,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小男孩救鱼”的故事,可以用在临床科研,临床真实世界的观察性研究,就是分享“救鱼”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而临床前瞻性试验,那是更好救治“小鱼”、防止再次搁浅(即肝癌术后复发)。

晔问仁医:这几年,您的科普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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