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关中运河
隋代时期开凿的关中广通渠因为河道中泥沙过多，导致淤塞，唐朝初年的时候就不能用了，运粮的船只需要经过陆地运输，过了潼关之后才能采用水运。唐初的时候国家比较节省，每年需要的粮食仅仅有20万石左右。唐代初年，唐太宗还很有理性的头脑，隋末各地农民起义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时常思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寓意，但是历史的惯性往往就是“富不过三代”，在唐太宗之后，唐朝的统治者的爱民意识就逐渐单薄起来。唐高宗李治、武后则天、唐玄宗李隆基的时候，唐朝统治者的费用逐年增加，唐朝的官僚体系逐渐庞大起来，所消耗的漕粮也是逐年增加，皇帝率领群臣在洛阳就食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武后的时候，在长安西水、渭水的北方开凿过一条升原渠，是吧隋代的广通渠往西延长了一些。
升原渠是从今天的宝鸡市西北方向引水东流到咸阳的渭水，起初修筑升原渠的目的是为了运输岐州（今陕西凤翔县）、陇州（今陕西陇县）的木材，并不是为了运输粮食。唐玄宗开元二年（），姜师度开凿了敷水渠，地点是在华阴，用来运送粮食，但是这条渠水很浅，只能通行较小的船只，所以，皇帝打算重新开凿新的运河。
天宝三年（），唐玄宗命令韦坚作为水路运使，重新开凿运河来运输。韦坚把隋代开凿的运河当作基础，从潼关到长安，都疏通修整，让它们可以通行更大的船只。截断灞水、沪水。把隋代的广通渠旧道重修疏通，使广通渠和渭水汇合。同时，在长乐坡苑墙外边开凿广运潭，来放置用来漕运的船只。这就是唐代的运河。运河基本开凿成功之后，当年“漕山东粟四百万石”（《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韦坚还把长江、淮河的用来漕运的船只几百艘放置在广运潭。
唐玄宗在望春楼视察新开凿的水潭的时候，看见几百艘船上写着各县、郡的名字，穿上陈列各郡的货物，守卫衔接着行驶。广陵郡（郡治在今扬州）船上陈列着锦、铜器、海味；丹阳郡（郡治在今镇江）船上堆积着京口绫衫缎；晋陵郡（郡治在今常州）船上放着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郡治在今绍兴）船上堆积铜、吴绫、绛纱；南海郡（郡治在今广州）船载玳瑁、象牙、沉香；豫章郡（郡治在今南昌）船载瓷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郡治在今宣城）船载空青石、纸、笔；始安郡（郡治在今桂林）船载蚺蛇胆、蕉葛、翡翠；吴郡（郡治在今苏州）船载方丈绫；等等。
在这些负责漕运的船只进到广运潭的时候，韦坚还让许多花枝招展的成年妇女在广运潭的沿岸。阅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唐代女人的穿着是很疏松的，松散这裸露脖子下方的部分，外观上以“胖”为美。唐代的时候对女人的束缚比宋代的时候要少，女人们可以随意出来走动。所以，妇女们看到广运潭中满载的手工业产品和南方各郡的土特产的时候，就都大呼：“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扬州铜器是全国有名的，特别受女人所喜欢。
由此来看，唐代的长安是一个繁荣的都城，主要是依靠隋代运河在支撑，隋代开凿的运河运来了全国的物资，特别是南方的物资，也说明了韦坚治理疏通的唐代运河，虽然规模不大，但是作用不小。
唐代时期的山阳渎
唐代的山阳渎，也被称为扬州漕渠。与韦坚修整的运河不同，唐代针对山阳渎的修整有成功之处，也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先说成功的地方，成功的地方有三处：一是唐睿宗李旦太极元年（）开凿的通扬州运河，主持者是刺史魏景清，引淮水到黄土岗，从此扬州通了。而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润州刺史齐浣开凿的瓜州和杨子镇之间的伊娄运河，伊娄运河使得瓜州和扬州城之间的水道得到了比较明显的改善。诗仙李白曾经写过赞颂伊娄运河的诗：“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三十唐代时期疏通治理山阳渎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唐代晚期修整平津堰。平津堰主要用来“以有余防不足”（《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平津堰使运河的水位升高，成为里下各河道的洪水屏障。主持开凿的是唐宪宗李纯元和淮南节度使李吉甫。
失败之处是指唐代时期针对扬州至淮安的运河采取的两次截弯取直的工程，都失败了。其中有一次是齐浣主持的，运河的名称是广济新渠。这条水渠是从泗洪县青阳到淮阴县陈集，全长约里。因为新开凿的水渠“湍急不可行”（《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所以就荒废了。漕运的船只还得绕行盱眙旧运道，旧道长约公里，而且其中有一段水流特别急，是“自虹县至临淮里”一段，有时候不得不使用牛拉主索上下。来往的船只都受到很大限制。还有在扬州疏通“陈登塘”、“太子港”等34陂，想要借此来改善湍急的水流，但是最后都失败了。唐代运送长江、淮南的粟米，并不是只借用山阳渎这一段运河，还要用到江南运河和通济渠运河。但是扬州到淮安的山阳渎，地处江南运河和通济渠之间，这一段运河实际上也影响其余两段运河的运输数量。
唐代的汴渠
唐代把通济渠称为汴渠，是因为唐代开凿疏通的通济渠是借用了汉、魏、晋、宋以来的汴水旧道，经过汴水注入泗水，再经过泗水注入淮水。这条汴渠一直是唐代赋税，漕运所依靠的大动脉，中唐以后，唐王朝更加依赖这条运河，当时有人作诗：“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唐诗纪事》卷五十八，李敬方：《汴河直进船》）。我们把汴渠称为唐王朝的咽喉也并不过分。唐中叶以后，李惟岳、田悦、李纳等起兵造反，扼住漕运的运河，唐王朝就恐慌无比，几乎觉得没法生活，官员们都急着谋划改变运道。后来李纳的部下李洧投降了唐王朝，漕运遂通（《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
等到唐代末期的时候，淮南杨行秘密的决定用汴河来阻挡朱温南下，杨行阻塞了运河，运河就废弃了。安史之乱之后，为了恢复汴渠的漕运，“每岁正月发近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进行疏通，勉勉强强地维持着漕运通航，但是汴渠还是经常被各地的藩王所切断。
唐代江南运河的修补
唐代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得很快，潮水都向东退去，长江的漕运航道都明显地变狭窄。江南运河中连长江的京口都逐渐被泥沙堵塞，江南运河的南出口余杭，也发生了河口堵塞问题。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润州刺史齐浣修筑京口埭，用来节制水流。唐代宗李豫永泰元年（）治理练湖，蓄水来改善运河。唐宪宗李纯元和八年（），常州刺史孟简重新修整常州西边的孟渎运渠，引来江水注入到通槽中。
唐代的灵渠
灵渠原本是秦代开凿的，用来沟通湘水上游和漓水，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到了唐代，刺史鱼孟威、观察使李渤都大规模地开凿和疏通旧道，这使得船只通行更加方便，在唐代史上也算是一件大成就。
唐敬宗李湛宝历元年（），观察使李渤重新安置18座斗门在灵渠上，同时疏通灵渠旧的航道，“鄣泄有宜，舟楫利焉”（《新唐书》卷一一八《李渤传》），于是漕运变得通畅起来。但是，李渤修建的斗门工程并没有坚持很长时间，十几年过去就冲毁了，到了唐懿宗李漼咸通九年（），桂州刺史鱼孟威针对李渤留下来的斗门工程进行重修，鱼孟威用石头修筑起长40里的大堤，并放置大木做成斗门，这样才能通行巨大舟船。到了北宋时期、南宋时期屡次修整或者重建，都是遵循了李渤遗留下来的旧制。
唐代运河的特点
在唐代，运河系统对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唐代运河系统的主干都不是唐代所开凿的，而是利用隋朝时期所开凿的北至涿郡、南达余杭、以洛阳为中心、西入潼关至长安的运河系统。起主要作用的是通济渠、山阳渎、江南运河等等。针对唐代漕运来说，通过江南运河到京口入江，从扬子经山阳渎到山阳（淮安），溯淮河到汴州（开封），经通济渠入汴，从河套入黄河，达于渭水，经渭到华阴，连接漕渠，西到长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运网络。唐代多年的历史，各个运河虽然局部可能有变更和荒废，但是大体上还是依照隋代运河的范围。
唐代经济、文化发展迅速，本质上是借助了隋代开凿运河的方便之处。首先，唐朝统治者已经知道了自己已经具备了国家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水道交通条件，可以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倘若没有隋代的南北大运河，唐朝的统治者无论愿意不愿意，都得发动民夫去开凿疏通运河，否则，国家的交通不行，运输发展不起来，国家又如何强盛呢？
其次，隋代开凿的运河，让唐代时期淮南一带经济有了巨大的进步，以淮南为例，淮南是唐代南北交通之间的枢纽，唐代时期的淮南地区已经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全国的粮食基地之一。唐太宗时期，刘晏是东都、河南、江南之东西转运使，运长江、淮河地区的漕米，接济关中。
唐三彩第三，江南一带逐渐开发，人口数量也明显增加，唐代时期江南各州的人口数比隋代江南各州的人口数均有增加。隋代江南的丹阳、毗陵、宣城、吴郡、余杭、余杭、会稽、新安7郡，地理范围相同的唐代升州、润州、湖州、苏州、宣州、杭州、越州、歙州等9州相比较，户数从隋时的12.1万多户增加至唐代天宝年间的69万户。人口激增不是好事，但是唐代经过大战役，人少地多，人口增加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和标志之一。江南地区户口增加，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江南运河的开通所带来的的经济繁荣是一个主要因素。
第四，因为经济的发达，人口的增加，属于上层社会的文化，自然也逐渐发展起来、唐朝时期的中国的物质文明和文化不仅大量吸收了外来的有益成分，也将属于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传播到亚洲各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去。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亚洲乃至亚洲、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中心。唐朝的都城长安，是当时亚洲经济和文化交流最大的城市之一。当时的长安，中国的学者、外国的学者、留学生到处都是。这虽然是唐朝中国发展的诸多因素促成，但是如果没有沟通全国的水运交通网，国内的经济、文化不能随心所欲的交流，又何来国际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呢？
唐代钱币长安也只是全国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已。在唐代时期，跟随运河的脚步，往东南去，文化逐渐发达。比如苏州，从白居易开始，已经逐渐称为人文荟萃之地，有陆龟蒙、皮日休等诗人，陆贽等政治家。唐代以来，在太湖流域，农业经济有了飞速发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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