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肝癌大国。由于病毒性肝炎、脂肪肝等肝病人群庞大，导致发展成为肝癌人数也很多。肝癌是我国发病率第四位、死亡率第二位的癌种，无论是新发病例还是死亡人数，都占到世界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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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ope
我国癌症有着独特的流行病学特征，尤其在高发癌种与高致死癌种上，中西方差异显著。在肝癌治疗药物方面，以PD-1单抗为代表的免疫疗法，正在改变中晚期肝癌诊疗格局，为延长肝癌患者生存期带来突破。
患者生存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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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HCC）是最常见的肝癌类型，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根据发生的来源不同，肝癌包括原发性肝癌和继发性肝癌两种。其中，肝细胞癌是最常见的肝癌类型，约占原发性肝癌总数的75%~90%。
我国原发性肝癌呈现发病率高、死亡率高、晚期生存率低等特征，患者生存率远低于其他消化道癌症及总体癌症数据。年到年，我国肝癌五年生存率仅为12.1%，约有55%肝癌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III期或IV期，而这一数据在美国和日本仅为15%和5%。
我国肝癌每年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占全球近50%，年肝癌新发患者为41万例，居所有恶性肿瘤第4位，死亡人数39.1万，仅次于肺癌，位居第2。区别于西方国家肝癌，多数中国肝癌存在乙肝病毒感染，中晚期多且病情复杂，生存率低。在我国，70%-80%患者确诊时已发生导致局部晚期或发生远处转移，这部分患者治疗棘手、生存期短、生活质量差。
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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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主任医师秦叔逵教授表示，肝癌是全球高发的恶性肿瘤，中国的感染与欧美国家相比具有高度的异质性，无论是在发病原因、疾病特征、分子生物学行为、临床分析乃至治疗策略的方法上都有不同，预后上相差也比较大。“所以，中国的肝癌诊断研究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但是不能够生搬硬套，要结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自己路。”秦叔逵介绍。
尽管我国在肝癌防治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但近年来，随着肝炎预防及防治能力的加强、肝癌外科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以免疫治疗为代表的创新药物不断涌现，中国肝癌防治已跨入新的阶段。我国肝癌从病因和生物学行为上都与欧美国家存在较大差异。与美国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相关肝癌和日本丙肝相关肝癌不同，中国乙肝相关性肝癌占比更大。
中国科学院院士、医院院长樊嘉教授强调，近年来，在早期筛查手段不断丰富、临床研究不断发展和诊疗规范不断更新下，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到新的时期，从原来肝癌的不可治，达到部分可治。相比过去，不仅手术技术或者其它治疗技术不断的精进，还涌现了大量更为有效的治疗药物，包括靶向药物、免疫药物、化疗药物等，在综合治疗下，让病人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如何“量体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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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治疗领域的特点是多学科参与、多种治疗方法共存。常见治疗方法包括肝切除术、肝移植术、消融治疗、TACE、放射治疗、系统抗肿瘤治疗等多种手段，针对不同分期的肝癌患者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法可以使疗效最大化。手术切除仍是肝癌标准疗法，但术后复发风险＞50%。除了30%可以接受手术切除的患者，系统治疗主要在中晚期肝癌的诊治发挥作用，目的是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在肝癌治疗药物方面，特别是以PD-1单抗为代表的免疫疗法，正在改变中晚期肝癌诊疗格局，为肝癌患者生存期延长带来突破。年10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相关药物化疗的肝细胞癌（HCC）患者。此次新适应证获批是基于一项历时7年的全球III期临床试验KEYNOTE-研究数据。也意味着中国晚期肝癌患者‘长生存’将成为可能。”
以免疫治疗为代表的创新治疗方案正成为肝癌治疗的“主流”，有望改变晚期治疗格局。近年来，随着肝癌系统治疗的迅猛发展，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药物在肝癌治疗领域中应用较为广泛，且展现出了较为优异的疗效。在此基础上，加强肝癌患者的规范化治疗已经成为方向。推行包括预防、筛查、诊断、治疗等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加强对肿瘤的质量控制，加快建立和完善国家省市县肿瘤诊疗质控的体系，从而持续提高中国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不断提升肝癌的整体的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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