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研究员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农村考察时发出“走合作化道路”的号召，之前他也多次明确提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
真正落实这些要求并不容易。一方面，对于要不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各界还有不同的看法。在学术界，个别主张农村土地私有化、削弱和瓦解集体经济，以便为城镇化、工业化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的观点，仍大行其道。（虽然印度、菲律宾、巴西等国已经证明了，走这条路只会导致尖锐的城乡对立和社会动荡）。
另一方面，即使认可农村需要集体经济，需要组织起来，但是在“谁来组织”“怎样组织”的问题上，仍然莫衷一是。是靠资本还是靠党支部来组织农民？在集体经济已经非常薄弱、农村各种利益关系复杂的情况下，如何重建集体经济？
正因为这些难题盘根错节，几十年来，虽然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华西村、南街村、滕头村、周家庄等集体经济“明星村（乡）”，但人们往往只看到这些村庄的特殊性，还没有一个地方全面地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形成规范的制度和普遍的经验。这个世纪难题的答案，到底在哪里？
年起，山东省烟台市委组织部在全国首创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经验，几乎回答了以上所有的疑问。我偶然听到这个案例之后，就自己按图索骥来到烟台的农村，亲身感受到烟台农村的巨大变化，感受到了农村走向繁荣和富裕、党在农村和人民血肉交融的动人情景。烟台找到了新时代合作化道路，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战斗力，是新时代中国新道路展现的光辉。所以，我写下了下面的故事。
一、山中的伊甸园
截至年8月，烟台已经有个村实现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并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制度体系。其中，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烟台栖霞市亭口镇衣家村。
衣家村孤悬于大山深处，交通不便，没有水源。因为自然条件差，三百年来人口始终没有增加，一直是一百多人。村里中青年几乎都外出了，留守的村民最年轻的也50多岁。全村85%的果园在山上，因为没有水源和路，-年连续干旱，樱桃树旱死40%。
这样一个让人一筹莫展的村庄，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后，大变了模样。年3月我来到衣家村，一条宽5.5米、长5.5公里的环山路直达山顶，山顶新修了蓄水池，亩果园用上了滴灌设备，人们在山路边、果园里，一边劳动，一边谈笑风生。人和村庄，都变得容光焕发，正是“一年之计在于春，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这希望，来自“组织起来的力量”。
衣家村党支部书记衣元良，55岁，13年军龄，35年党龄，他留着平头，眼神坚定和倔强。他是年接受镇党委的动员，不顾家人反对，放弃自己的水果生意，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刚上任时，衣家村“脏、乱、穷”已经远近闻名，50户人家，20多户是上访户，村集体还欠着10多万元的外债。
衣元良说“我反复琢磨，觉得村里最大的问题是，老百姓单打独斗、心不齐。”但怎么解决问题呢？从年到年，八年时间没找到好办法，农民收入连续七八年也没有增加。衣元良研究过当时各种合作社模式。他发现，大部分“合作社”，实质只是土地流转。村民的土地流转给“种粮大户”，然后每年拿租金，还可以去合作社打工。
衣家村这样搞行不行？不行。衣元良说，平原上搞土地流转也许可以。我们这全是山区，土地也不值钱，没人来。村里年轻人都五六十岁了，谁愿意找你去打工？而且，农民没有了土地怎么办？这是“圈地运动”，不是真正意义的合作社。
衣元良也注意到，有的合作社是“假合作社”。三五个人办一个合作社，国家也有资金补贴。这样行不行？也不行。因为，“这三五个人往往是村里最有本事的人，当干部的、做生意的，这些人掌握了资源，其他人怎么办？这是少数人富裕，不是共同富裕。”
转机出现在年4月，衣元良去亭口镇办事，镇党委书记史大磊把《塘约道路》拿给衣元良，说这是市委组织部长于涛推荐的，让每个村支书都看看。衣元良拿到书，一口气看完了。他感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走集体经济道路，是衣家村的出路。
衣元良又按照市委组织部的要求，认真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摆脱贫困》，其中有一段触动了他：“一些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没有很好地理解统一经营和‘归大堆’的区别，放松了‘统’这一方面，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该分的却分了，其结果是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根据衣家村现状，衣元良形成了一个成立合作社、把村民集中起来发展晚熟桃子产业的想法。他对村主任和会计说：“再不把老少爷们组织起来干点事，再过几十年，我们这个村子就消失了”
在两个月时间里，衣元良开了多次村民大会，一个礼拜开两次。当过十三年解放军的衣元良，对村民进行了“战前动员”。经过艰苦努力，衣元良终于打动了群众，年9月6日合作社正式取得营业执照，全村57户村民中有53户加入。
合作社取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一点园果蔬专业合作社。“一点园”就是“伊甸园”。这就是农民的浪漫，中国的“伊甸园”，不是来自虚无的天国和上帝的恩赐，而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双手干出来的。
办合作社一开始，村“两委”也曾考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让老百姓入社。但是在操作当中，觉得不合适：老百姓土地亩数不同，如果单纯按土地多少入股，对土地少的户和贫困户又不公平。衣家村的现状，也不会有企业来投资，即使把土地集中起来，也吸引不到资金。怎么办？
经过探索，衣家村发明了“创业股+原始股”的办法。所谓创业股，也就是劳动力入股，老百姓可以到合作社打工，不管男女老幼，男工一天元，女工一天80元，满元折合成1个股份，将来可以享受分红，还可以用于购买合作社提供的苗木、管道、水费、化肥等。
一个合作社、一张工票，分散的群众组织了起来。这样一支队伍，靠着一锤一锤地碎石、一锨一镐地整平，出了多个工，用了7个月的时间，硬是开辟出一条长5.5公里、宽5.5米的环山路。
老百姓之所以愿意在暂时无法兑现的情况下接受工票，从根本上说是出于对党组织的信任，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村庄会有美好的前景。这就是在烟台常听到的一句话——把党的组织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
年7月8日，在衣家村注册“一点园”合作社整整一年之际，烟台市“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来到衣家村观摩。
和一年前相比，衣家村弹指一挥间，旧貌变了新颜。风展红旗如画，山下流水潺潺，到处莺歌燕舞，高路耸入云端。
衣元良说，一个村里，就得解决老百姓跟谁干的问题。干啥都得有个头，何况咱们是党领导的。
我问他，你觉得这条路能不能走下去？
他说：能！第一老百姓欢迎，第二符合中央的精神。党支部有上级组织管着，只要共产党执政，党支部就跑不掉，所以老百姓有信心。
“他们知道我干事是给他们干的，不是为自己干的”。衣元良认真地说。
和衣元良一样，蛇泊窝镇东院头村的林贤，自从年起，就在苦苦探索乡村振兴的道路。东院头村同样曾经是一个“问题村”，曾派别林立，内斗不断，多年没有党支部书记。林贤上任之后，萌发了加强集体经济的想法。
年十八大闭幕之后，习总书记在记者会上提出“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大大激励了林贤。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了格瑞特果品专业合作社，林贤带头入股20万元，全村户、名社员入社，户均出资余元，共筹集万股，村集体占股15%，社员占股85%，建设了亩有机苹果示范园、亩苗木基地。为了防止“大锅饭”，合作社还聘任了总经理，按照苹果的数量、质量、安全生产等制定详细的考核制度。
进入盛果期之后，年开始分红——年，每亩地分红元；年，每亩地分红元；年，每亩地分红元；这相当于：以资金入股的社员，每一万元本金分红元。土地入股的社员，一亩地股份（折合元本金），分红元，远远高于简单土地流转的收益。东院头走上了致富的快车道。
合作社的成功，给了林贤更大的信心。但直到年，对这种模式到底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林贤一直没有把握。他经常感到：干了那么久，上级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还是有点冒险。
终于，等到了年，东院头探索的星星之火，迎来了燎原的曙光。
烟台市委组织部要求全市农村党组织和村干部学习《塘约道路》，时任栖霞市委组织部长陈隽来到村里，把《塘约道路》拿给林贤看。贤花了五天时间把书看完了：“这不和我们村一样吗？我们做得还更早”。
林贤没想到的是，和他一样探索共同富裕之路的干部一天天多了起来。就在他写下这句话时，烟台市委组织部已经开始酝酿在烟台全市范围内大规模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模式。
二、“抓集体经济是组织部分内的事”
首倡并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的，是烟台市委组织部。
衣家、东院头这样的村，全国也有很多，烟台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呢？这个特别就在于：和其他地方集体经济“明星村”是星罗棋布的单个村庄不同，烟台是全国第一个在整个地市范围内重新组织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地方，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充分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并不是个别“明星村”才能做到的事情，而是可复制、可推广的。
为什么这个突破首先在烟台发生呢？首先因为解决了“道”的问题。
直到今天，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仍然存在认识分歧。最核心的分歧围绕两个问题：农村要不要做大做强集体经济？农村党支部要不要领导、怎样领导集体经济？
烟台之所以能够在全国率先提出并成功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因为他们从理论上明确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烟台市委组织部主动承担起了教育干部、动员群众、统一思想的任务，担当了“点灯的人”。年起，烟台市委组织部提出：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服务空白，政治就会“空壳”，党在农村的执政就会“空壳”。所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既然是政治问题，组织部门就要主动介入。
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中央领导推荐了《塘约道路》。于涛得知之后，第一时间买了这本书，一直读了一个通宵，看得心潮澎湃。她既是为塘约的奋斗精神而感染，更是为发现了志同道合者而激动。她说：“塘约把群众组织起来抱团发展，用两年时间把一个一贫如洗的贫困村改造成了一个小康村，这个道路就是我一直想推行的组织化、集体化道路，《塘约道路》和我的设想是高度吻合的。”
年4月，烟台市委组织部下发《关于认真学习借鉴塘约道路的通知》，县、乡、村三级书记人手一册。烟台许多县、乡、村开展了围绕《塘约道路》的大学习、大讨论。对烟台来说，这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最早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真理标准大讨论”。
紧接着，年5月，《塘约道路》的作者王宏甲应邀来到烟台，走了五个区市的九个村。他惊讶地发现，当地干部对《塘约道路》已经很熟悉，有的支部书记折了很多记号，画了很多道道，有的还在书页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体会和思索。
5月13日上午，市委组织部又安排王宏甲与烟台市各区县的组织部长、部分乡镇党委书记、村支部书记座谈。在这次会上，大部分干部还是认可塘约道路的。但是，党组织领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做法，在烟台能不能更大范围地推广，有不同的意见，甚至爆发了争论。
有的说，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再提集体经济，是走回头路，不合时宜。有的说，很多村集体土地和山林都已经承包到户了，集体一分钱、一块地都没有，靠什么来组织农民呢？有的说，发展集体经济，会导致“小官巨贪”，富了个人，穷了集体，损害群众利益。有的说，塘约能办好合作社，就是因为出了一个左文学（塘约村党支部书记），可是，上哪儿去给每个村都找到像左文学这样的能人、好书记呢？
烟台的干部常跟我说到两句俗话：“思想不通，栽树不活”“牛不喝水，不能强按头”。
烟台市委组织部长于涛虽然坚定认可《塘约道路》，可是面对不同意见，也不能简单地靠强迫命令的方式推动。她引用总书记的话：“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要求干部“做事之前一定要从理论上想清楚”。
图片来源：灯塔烟台智慧党建
市委组织部带头，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和县乡村的干部，开始了大宣讲、大动员。上级给下级讲、分管领导给部门讲、支书给村民讲。她说：“我们经常说，改革中的问题要靠改革的办法解决。家庭联产承包是改革，走合作化道路也是改革，是新时代深化改革。总书记明确指出合作化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小平同志早就意识到未来一定还要走合作化道路。所以，农业合作化从理论上是完全能讲通的。”
针对“走回头路”的质疑，于涛说：“我们今天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跟过去‘一大二公’的集体化是有根本区别的：新型集体化是建立在‘确权’基础上的，产权是清晰的，而过去的集体化是强制把农民手里的田集中起来，不是自愿的。走合作化道路、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是一种螺旋式上升，不是回头路”。
在这些思想动员的基础上，年7月，烟台先行选取11个村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试点，由村党支部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指由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以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入股，群众以土地、基础设施、劳动力等入股，把群众组织起来规模经营、抱团发展，村集体和群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同于个人领办的合作社。资本、个人领办的合作社或许能解决产业振兴的问题，但是靠他们来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够的。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姓公不姓私”，能够真正把分红主动权牢牢抓在手中，让农民群众成为最大受益者，让老弱病残也都能有保障，可以更有效的推动脱贫攻坚、共同富裕。
到年7月召开“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会议”时，全市已经有个村实现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年，烟台市委组织部整合各部门资源，希望以市委名义出台一个扶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文件。年7月，讨论了半年多的《关于在全市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百村示范行动的实施方案》，由烟台市委常委会议通过了。
截至年底，个示范村入社群众2.8万人，带动个村党支部领办了合作社，占行政村总数的1/8。截至年8月，个村党支部领办了合作社，占全部村庄的40%。
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烟台考察期间说：“我要看看刘公岛，看看我们甲午海战之殇，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现在又是一次大变革之际，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我们各就各位，做出自己的努力，做出自己的历史贡献”。
烟台强力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是出于这样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他们抓住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找到了在新形势下通过党的领导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路径。
一位领导同志评价说：“烟台走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它和西方的、和资本主义的乡村振兴不是一条道路。我看就两点：一个叫公有制为主体，集体土地所有制不能改变；一个叫共同富裕，否则就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了。烟台是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一个很好的经验”。
“烟台经验”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打造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共同富裕。
三、收复阵地
在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讨论中，最常见的一种观点就是：华西村、南街村、大寨村、滕头村等“明星村”有特殊性，这些村都有具有传奇经历和特殊魅力的带头人。而这些带头人是不可复制的，所以农村集体经济不能普遍推广。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一些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庄，党组织的影响力减弱，缺乏威信，农村基层党组织被地方黑恶势力绑架和操控了，一些有关“小村官大贪腐”、“新土豪”的报道不时见于报刊媒体。
而烟台打破了这个迷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证明，在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中，蕴含着走合作化道路的内生动力。集体经济的带头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发现、选拔、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集体经济的带头人，收复失去的阵地。
年，在提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项工作半年之后，正好赶上山东全省村“两委”换届选举。烟台市委组织部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例行公事，而是充分抓住这个重大机遇，重塑了村干部队伍。烟台市委组织部长于涛说：群众把自家的地、自己的钱放到合作社里边，如果这个理事长没有为群众办好事、办成事的情怀，没有为群众跑前跑后、流汗服务的担当，没有多讲奉献、多讲公心的境界，那么就很难带群众办好合作社，甚至会变成一个烂摊子。所以这个“头雁”能不能选好，直接影响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成败。
那次换届，烟台是全省的试点市。烟台把政治标准作为选好村“两委”干部的第一关，首关不过，余关莫论，提出“好人加能人，才是当家人”的选人标准。不光看干事的本事，还要看政治标准。尤其防止出现“强人治村”“恶人治村”的情况。
这次换届非常成功，经过严格考察的村“两委”候选人，得到村民的高度认可。我接触的几十位村书记、第一书记，给我一个共同的感觉：烟台市委组织部“好人里头选能人”的导向，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了环境。通过领办合作社，党支部有事可为，村干部的精神状态焕然一新，真正找到了“当家人”“领头羊”的感觉，这是他们多年以来没有体验到的一种荣誉感和成就感，在群众中也有了威信和话语权。
蓬莱市大辛店镇槐树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军，是个“80后”，他就是在年换届选举中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为了带动村民入社，他决定把自己的果园拿出来，和老百姓的撂荒地合在一起，办个合作社。家人非常不同意他把果树砍掉，但李军还是实施了自己的计划。在他带动下，村民踊跃入股。原来只计划筹资几万元，结果一次就入股30万元。到年底，全村户入社，股金48万。合作社一开张，就通过“两委”干部带党员、党员带群众，采取出义务工的方式，仅用2个多月时间，就开发荒山近亩。当年冬天又开发了亩荒地，规划了生态种植区、有机养殖区，种养了富硒红薯、花生、苹果和香猪等禽畜，年村集体收入25万元。
在烟台，像李军这样的书记有很多。为了让土地能够连方成片，有的书记带头把自己家还在盛果期的果树砍掉，有的用自己的好地换取群众家的差地，他们都是义无反顾、乐此不疲。
我问过很多人，是什么动力，让这些“能人”放弃自己的生意，放弃本来可以多拿一点、多分一点的机会，给集体做贡献呢？
答案大概就是烟台市委组织部的“好人里头选能人”。激励他们的，不仅是物质的利益，而且还有从为人民服务中获得的满足感。有的村支书是干了好几届的，之前寂寂无名、业绩平平，上级党委为了落实村干部坐班制，想了很多办法，甚至需要刷脸、打卡。但这几年，这些干部找到了当家人领头羊的感觉，越干越带劲，变成了全省的典型。
这就是烟台给人们的信心。有一个好的制度、好的导向，就能让集体经济的带头人源源不断地产生。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四、共同富裕
农村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世界难题。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欧美国家几乎不存在“三农”问题，因为他们有丰富的资源和较少的农村人口。而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还没有一个成功实现了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证明，只有在党组织领导下发展集体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同其他农业合作化模式相比，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够以多种渠道、最大限度促进产业发展、提高群众收入。
第一个渠道，是通过加快农村产业发展提高收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利于加强土地集约、改善水利土壤灌溉交通等基础条件、延长农村产业链、推进多种经营，这些都有利于从总体上提高集体和群众收入。
第二个渠道，是在分配上向广大群众倾斜。同其他模式相比，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牢牢掌握分配的主动权，真正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把未来土地和产业增值的空间留在集体和村民手里，避免了土地和产业收益被资本一次性买断，农民只能获得少量租赁费用和打工收入。合作社流转农民土地后，农民既可享受基础股金，又可以享受二次分红乃至三产融合中的多次返利，还可以到合作社务工、按劳计酬，实现多门路增收。农民二次分红比例不低于40%，村集体占股不低于10%，单个社员出资不宜超过20%。这都是为了在分配上最大限度向群众倾斜。
第三个渠道，是更有利于引导社会资本为集体经济服务。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历史证明，只有把农村组织起来，才能改变旧中国农业朝不保夕的境地。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之后，小农在资本面前的弱势地位又凸显出来。但在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资本冲击小农的危险并没有充分重视，相反仍然存在着主张资本下乡、土地私有化的主张。中国同西方不同，西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村人口已经充分转移到城市，而中国即使到年，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也还会有4-5亿人生活在农村。如果放任资本下乡圈地，在人多地少的前提下，必然会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
然而，如果为了维护农村稳定，一概限制资本下乡，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怎样做到既利用资本，又限制和约束资本？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组织领导下把农村组织起来。烟台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所以要“党支部领办”，就是因为在党组织带领下，才能改变农民无组织的状态，容纳资本进入农村，同时又利用党的组织优势，充分保护农民的利益。
烟台市委组织部总结了一个公式，把为什么必须坚持党对集体经济的领导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
党的有组织＞资本的有组织＞农民的无组织
资本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在资本面前，单个的小农是弱势的。只有把党的组织力注入到农村，让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够和资本的力量达成平衡。
栖霞蛇泊窝镇北洛汤村党支部书记名叫李森，年生。年起，北洛汤村党支部领办了合作社。当时，村里果树已经进入老化期，要改造果树，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每亩地需要投入2-3万元的改造资金。因为果树已经老化，村民收入下降，用现金入股已经比较困难。
这时，有家从事农业科技的企业提出，想同合作社合作，但是怕和一家一户打交道。经过多轮谈判，合作社与企业确定了合作的方式：改造果园的投入由企业负责，头3年按每亩0元标准向流转土地的农户发放生活保障金，第4年，新种的果树开始结果，产生收益后，按企业65%、集体5%、农户30%的比例分成。待企业收回成本之后，企业的分成比例下调至55%，集体、农户分成比例分别提高5%。进入丰产期后，每亩地年纯收益在1万元以上，村集体每年可以收入近10万元，年增加群众收入60万元以上。李森说：“假如没有党支部领导，无论如何单个农户和企业无法谈成这样的条件，老百姓利益也没法最大化”。
图片来源：灯塔烟台智慧党建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同社会资本合作，既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也受到社会资本的欢迎。目前，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很多工商企业积累了剩余资金，但在城镇化空间减小、速度放慢以及大量工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在城镇和工商业部门找到新的投资机会的难度增加。而农村还存在大量闲置资源没有充分得到开发，而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的生态环境资源，又不能放任资本到农村圈地。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则找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在农村组织起来之后，就能有效地承接社会资本的投资。而对村民来说，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还是自己的，企业入股合作社，也是真金白银地投在了地里，所以村集体和村民的利益也有保障。
五、乡村大治
“春在千门万户中”是烟台市委组织部长于涛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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